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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姜大源座谈会上的讲话

产教融合不仅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路径, 而且已成为当今我国教育发展的既定方针。改革开放以来, 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领域的诸多探索及其所取得的众多成果, 已突破了经典教育学这种基于学校的教育学的束缚, 从而大大扩展了教育学研究的视域。在此基础上, 方兴未艾的一门跨学科的教育学———职业教育学, 既可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发展指明前行的方向, 也可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发展确立理论的依据。这意味着, 产教融合不仅是职业教育在实践层面对传统的基于学校教育思考的突破, 而且也是职业教育在理论层面对传统的基于学校教育学思考的突破。

 

由此, 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进行探究。

 

一、基于教育机构维度的探究———职业教育发展要发挥学校与企业“双主体”育人的协同作用

 

企业作为职业教育领域里不可或缺的学习地点, 意味着教育机构的内涵已由传统的纯学校形式扩展至非学校形式的企业。当今世界上职业教育存在三种模式———企业模式、学校模式、“企业+学校”模式。

 

企业模式主要表现为日本、美国等国家采取的市场调节的模式;学校模式主要表现为意大利、法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教育部门管理的模式, 是一种教育调节的模式。德国人将企业模式的市场调节与学校模式的教育调节结合起来, 成就了一种“企业+学校”联合培养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成为教育机构。在德国, 只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企业有资格做教育, 这些企业被命名为“教育企业”, 从而能够享受与学校一样的社会待遇。从教育学的维度, 我们可将双元制职业教育视为一种教育调节的市场模式, 或者称为一种教育调节的企业主体模式。

 

近几十年来, 我国企业一直未成为一种教育主体。现实情况依然还只是学校作为教育主体。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都明确指出教育要实行产教融合, 并清晰地提出了“产教融合型企业”这一概念。实际上, 这就是将企业视为教育机构———教育主体的一种制度性创新。

 

在目前我国学校教育依然占据主体的情况下, 教育领域尤其是在职业教育领域, 将有可能在渐进的改革中逐步形成一种“双主体”的教育模式。“双主体”的存在形式可以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建立具有完整教育功能的主体:教育既可由学校提供, 也可由企业提供。这种“双主体”是分离的“双主体”。

 

第二种是建设具有互补教育功能的“双主体”, 或称为融合的“双主体”:在某些教育环节以企业为主体, 在另外一些教育环节以学校为主体。根据中国国情, 若采取互补或融合型的“双主体”模式的话, 中国有可能形成一种市场调节的学校中心模式。

 

第三种是部分企业独立成为教育主体。以及成为一种非学校形态的教育机构。由此可形成一种新的机制或新的模式, 即“市场调节+教育调节”的“双调节”企业中心模式。

 

二、基于劳动科学维度的探究———职业教育发展要关注劳动力年龄及其受教育程度结构的适配

 

现在有一种倾向, 但凡一提工业4.0和智能化, 好像就可以不要职业教育了, 尤其是可以不要中等职业教育了。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是好事。我们现在很少研究劳动力结构问题。劳动力结构的合理不合理, 涉及两个重大的结构问题:一是年龄结构, 二是受教育程度结构现在我国劳动力的这两种结构, 都出现了重大的失配问题。

 

中国人“太老”了, 现在我国十几亿人口的中位数年龄是37岁, 而印度大约是26.6岁。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等五所理工学院, 其入校生年龄相当于中国高二学生的年龄, 大学毕业生年龄相当于中国大一学生的年龄。年轻的劳动力是生产型、创造型的劳动力, 高龄劳动力, 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力, 更多呈现为消费型劳动力。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12年出现拐点, 与此同时, 中职招生数量下降。但世界上多数职业的初始入职年龄, 都在15-24岁之间。如果把中职取消, 学生都去读高职或者应用型本科, 意味着就业年龄要推迟3到4年, 也就是每人要少工作3-4年。这个数字乘10亿, 意味着社会整个劳动力要少工作30亿到40亿年。这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来说, 是极大损失。我国当前仅60岁以上的人口就超过2.3亿, 若加上0-14岁的需要抚养者, 我国全员抚养比将大大超过警戒线。日本是先富后老的, 而我国是未富先老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问题, 并不是越高越好。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德国和瑞士。德国、瑞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约30%。2016年公布的全世界十个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中, 九个是欧洲发达国家, 而这九个国家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平均超过50%。2015年, 我国有750万高校毕业生, 2016年有765万, 2017年有795万, 2018年预计达到820万。

 

如果高校生找不到工作, 那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更多更好的财富, 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我们要完成两个“100年”的目标, 2020年要决胜小康, 但如果不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如果高校培养的人不能满足企业、行业的需要, 必将导致教育与经济发展严重的脱节, 上述目标就很难实现。

 

这里还涉及何谓最公平的教育问题。笔者以为, 最适合的教育是最公平的教育, 它包含两个方面:第一, 在人生的同一个节点, 提供多种类型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 故类型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第二, 在人生的不同节点, 提供多次机会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 故机会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

 

教育政策的制定不是地方各自为政的问题, 而是一项涉及全国一盘棋的大问题。特别是作为与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 更是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不可分割, 必须慎重。

 

三、基于教育哲学维度的探究———职业教育发展要审视技术与技能之间具有的独特的辩证关系

 

在职业教育中, 技术与技能是什么关系呢?长期以来, 社会上甚至学术界总是把技术看成是高于技能的, 以致于技能一词成为低层次的代名词。这就使得培养技能人才的教育成为一种低层次教育。从哲学角度审视, 技术与技能不是层次关系。技能始终伴随技术发展而发展!技术与技能的关系是随动、伴生、互动的。技能本身也是一种技术, 是不能离开人而存在的技术。

 

人们谈及的技术往往指基于理论、知识、原理的技术。但技术设计的图纸或拟定的管理程序, 都只是“符号性存在”的技术。要把它变为“实体性存在”或“规范性存在”的技术, 也就是以技术人工物或技术文本等形式存在的技术, 必须经由掌握了“生产、制造”或“试验、实验”这第一类过程性技术的个体, 也就是技能人才才能实现。

 

而这些“实体性存在”或“规范性存在”的技术中所蕴含的技术功能, 要为人类创造价值, 成为所谓“价值性存在”的技术, 仍然必须通过掌握了“操作、维修、保养、监控”或“执行、实施、监控、管理”第二类过程性技术的个体, 亦即依然须由技能人才来实现。技术哲学对技能的研究表明, 技能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技能有七个层次, 其最高层次为“实践智慧”。

 

在职业教育中, 技术与技能具有不可分性。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具有非叠加性。旨在以掌握知识含量逐步增加的基于人工物的“物质系统集合”的技术教育, 尽管需要更多的心智技能去理解, 但仍要靠其外化为动作技能来创造价值, 它离不开技能教育;旨在以掌握复杂程度逐渐增加的基于操作性的“人类行动集合”的技能教育, 尽管需要更好的动作技能, 但还要靠内化为心智技能来提升能力———离不开技术教育。

 

职业教育不等于技术教育, 也不等于技能教育, 还不等于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的代数加, 而是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的积分和。因此, 技术教育与技能教育是集成整合的。世界教育的现状表明, 技术职业领域里的“技师”、非技术职业领域里的“大师”, 与硕士、博士学位等同的制度比比皆是。在这个意义上, 高技能人才即为技术型人才。这可通过“学校教育+学校后教育”的过程来实现。

 

四、基于职业科学维度的探究———职业教育发展要确立作为职业教育元科学的职业科学的地位

 

职业教育必须遵循所谓的“职业性原则”。它可概要地表述为:任何职业工作和职业教育, 都是以职业的形式进行的。它意味着, 职业的内涵既规范了职业工作 (实际的社会职业或工作岗位) 的维度, 又规范了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专业”、职业教育的课程和职业教育的考试) 的标准。换句话说, 任何职业工作, 都是以社会职业的形式进行的, 而任何职业教育, 都是以教育职业 (教学门类) 的形式进行的。这就意味着, 至少具有两个学习地点即企业与学校的职业教育, 作为一种跨界的教育, 除了要进行一个“在职业影响下的教育研究”, 还要进行一个“在教育影响下的职业研究”。这就要求职业教育要做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需求导向。我国目前最迫切的需求从哪儿来?两个“100年”、“决胜小康社会”、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等, 这都要求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教育, 提供与这些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的适配的人才。但人才培养不能只依靠学校, 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往往更多地强调个性需求和自我发展的需求, 而忽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实际上, 个性需求和自我发展需求必须与国家需求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一个人的发展是通过职业而不是通过学位来实现的。职业才是个体融入社会的载体, 职业才是个体生涯发展的媒介, 职业更是个体张扬个性的平台。

 

因此, 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要复杂得多, 其原因在于它必须建立在职业科学与教育科学两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要以职业领域中职业活动特有的工作过程的构成要素为前提, 职业教育的参照科学, 不应当是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经济科学或管理科学领域里的“专业科学”, 而应当是一种将涉及职业和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的认识”集成起来的一门独立的科学 (学科) , 这就是生成性的职业教育过程与职业工作过程融合的科学———“职业科学”。

 

只关注教育科学, 常常就只知道认知规律, 就只会在教育的、学校的、学历的圈子里转悠。与普通教育相比, 职业教育与“职业”的关系更为直接, 职业教育是研究通过何种教育途径来获取合适的职业 (从业) 资格的科学, 这是其类型属性的重要体现。这就意味着, 必须“在职业教育学和职业科学的所有层面, 对职业教育的教学问题进行研究”。有了职业科学, 教育就不仅要关注认知学习规律, 而且还要关注另一个规律———职业成长规律, 就会去思考产业、行业和企业的需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如何融合, 如何跨界思考, 需要花大力气进行认真的科学的研究。

 

五、基于教育行动维度的探究———职业教育发展要狠抓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接地气的当务之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国家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一个战略性的指导方针, 一个方向性的顶层设计。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是对这一顶层设计实施的路径性指引,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则是为这一顶层设计制定的操作性措施。

 

未来三年是我国决胜小康的关键时期。但近半年来, 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了很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 由于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 保护主义加剧,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需要应对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面对中华民族崛起过程遇到的这一新变化, 党和国家指出, 必须继续保持战略定力, 要坚持“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既定方针。为此, 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职业教育, 要为国家提供高质量的职业人才, 必须清醒地把握当务之急, 至少应在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助力精准扶贫落实、助兴一带一路建设这三大领域发力, 积极采取有效的行动。

 

一是职业教育在“实体经济”领域里不能缺位, 这是工业版的实际行动。当前要重点服务“中国制造2025”, 实施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要坚持脱虚向实,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坚持就业创业, 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坚持力学笃行, 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

 

二是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领域里不能缺位, 这是农业版的实际行动。当前要重点服务脱贫攻坚, 实施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理顺三大关系:一是精准的职业教育需求与精准的职业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 这涉及职业教育扶贫的针对性;二是精准的职业教育扶贫与精准的经济扶贫之间的关系, 这涉及职业教育扶贫的协同性;三是精准的短期职业教育项目与精准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之间的关系, 这涉及职业教育扶贫的有效性。

 

三是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领域里不能缺位, 这是国际版的实际行动。当前要重点支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 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企业协同“走出去”, 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关注五大“走出去”模式: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的模式;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的模式;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的模式;依据教育标准“走出去”的模式;立足国内教育“走出去”的模式。

 

(本文选自《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